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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国有企业地位及功能变迁:乔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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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5 09: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国有企业地位及功能变迁:乔榛 1.jpg


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决定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改革初期,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经济的支柱,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担负着搞活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重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有企业被要求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加以改革

但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依然处于基础的地位,而且对国民经济具有控制力,由此规定了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其作为一种典型体制的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应成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中介,保证国家对市场经济有效引导,并最大程度地降低市场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实现相容,形成一种新体制,并贡献中国智慧。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国有企业的地位及功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最重要的实行形式处于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主导地位。1978年之后,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国有企业如何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势,特别是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而且对传统经济理论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相结合被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一种自然选择,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相结合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是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后的一种更高级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在过去,如果有人要从理论上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那一定会被看作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叛逆。

      然而,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任何理论都追求对现实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而任何经济理论又总会遇到新的社会实践的挑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都在证明,它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断扬弃的过程,并在保持自身基本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呈现出与其发端时不同的新特征。这里不讲资本主义,单就社会主义来说,它的发展远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复杂。

  社会主义制度是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而设想出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不仅认同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揭示的基础上,具体地描述了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特征。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针对商品经济产生的拜物教而提出的化解之路。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


    ⋯⋯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2]。这种可以消除商品拜物教性质的自由人联合体用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否定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同时,用计划代替市场也是克服商品拜物教的必要手段。


   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在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深刻揭示基础上提出的未来社会形态。马克思总结了自资本主义以来的社会演进趋势,提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经济学设想的未来社会主要特征,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构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


  由此看出,在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结合是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主要出路。不过,马克思在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中所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共同占有,恩格斯提出的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种表述上的不同并不影响他们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规定。


   马恩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规定就是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否定。这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在理论上也是清楚的。不过,当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建立以后,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变成了现实,如何确立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实现形式便成为新的问题。就社会主义的现实来看,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并不是一种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通过暴力革命剥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后实现的。


   如此,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靠国家政权维系其社会占有性质的。


   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最重要形式,如此也决定了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及功能,即国有企业被用来规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并主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国有企业规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这一直以来都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认识。这个认识并没有错。如果有人否定国有企业的特殊功能,那就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也不符合中国的发展现实。


   但是,国有企业占多大比例才能算是社会主义?


    国有企业发挥怎样的功能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


    改革开放之前,由国有企业构成的国有经济约占国民经济的80%,这表明中国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后,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国有企业数量持续减少,这难道是社会主义性质在改变吗?恐怕不能简单地下这样的结论。由国有企业构成的国有经济被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规定,是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占有,而且可以较资本主义更有效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然而,国有企业并不天然地兼有这两方面的功能。


   国有企业要实现这两方面的功能还必须具备一些其他的条件,如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是激励相容的、国有企业与自己的职工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也是能够相容的,但在现实中这两个方面都是难题。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极大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严重地制约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国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体制市场化的潮流下开展的。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引入市场,并利用市场激活国民经济。


     那么,如何对待国有企业及其发挥的功能?


     如何处理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如何确定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作用?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虽然没有一个系统方案,但改革的目的还是明确的,即在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市场来提高计划经济的活力。


    因此,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都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下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计划经济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是在搞活国有经济的基础上,使计划经济再度焕发活力。


    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探索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就其自身来说,是要使国有企业有活力;就其在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功能来说,是要使国有企业依然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撑。

  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所发挥的功能,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性质。当然,这个阶段国有企业被用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发挥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以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绝对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性质的。


     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中不仅要保持量的优势,还要实现质的提升。这种国有企业的地位决定了这个时期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应以搞活国有企业而且是所有的国有企业为目的。

  这样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与对国有企业的定位有着密切的联系。国有企业的存在使得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依然保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当然,使国有企业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与把国有企业当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本身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国有企业被用来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那么国有经济的比重就不一定要保持绝对主体的地位,国有企业也不一定都要求具有活力。

     当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有企业的地位及其功能需要随之调整。对此,我们在理论上较少关注,但这是一个必须要说清楚的问题,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都是属于前提性的问题。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的国有企业地位及其功能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走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首先我们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引进了市场调节,旨在使计划经济重新焕发出活力。但市场化改革启动后,我们逐步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同时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在渐进式改革道路上不断探索,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然而,在近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演进史中,我们能够看到的主要是两种典型的经济体制,一种是市场经济体制,另一种是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按照传统理论的解释,市场经济体制天然地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必须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模式。


      现在,我们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上述两种经济体制都不相同。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还可以体现社会主义特征,这成为理论上的一大困境。


     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后,摆在理论研究者面前的问题便是,如何创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


        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又一典型经济体制的前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是什么?


      这是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出发点。


     在之前的理解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应该体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


     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被定义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如此,公有制主体不仅决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且还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公有制来说,它的最重要的构成当然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地位及功能,不仅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地位及功能,而且也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时期国有企业的地位及功能。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功能必须要有新的界定,而且应该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特征来进行。

  国有企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规定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课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保证作用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权基础上的。


      因为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在取得社会主义政权后,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国有企业如果要继续发挥对社会主义方向的规定,也必须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不过,这里的国有企业与国家政权的结合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方向。


    但与计划经济时期有所不同,前者表现出来的国有企业与国家政权的结合不再是唯一的,国家除了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方式的管理外,还要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以宏观调控;而后者表现出来的国有企业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则是唯一的,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管理主要通过直接介入国有企业来实现。


       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在发挥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上应该有新的特征。

  国有企业在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方向时,必须以对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为前提。什么是社会主义?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生产资料占有的性质,即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理解包含的一个前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克服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可以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为被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阻碍的生产力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然而,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无论是社会主义建立的基础,还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都不具备这样的前提。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生产力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就不能仅局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属性上,还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中国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逐步认识到这一点。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引起的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使我们对如何把握社会主义方向有了新的认识。社会主义不仅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属性上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还要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不断取得进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此为基准,国有企业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方向需要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还要保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性,那么国有企业代表的国有经济只要能够保持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本质不发生根本改变的目的。国有企业实现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既可以在绝对水平上达到控制,也可以在相对水平上达到控制。绝对的控制要求国有企业代表的国有经济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并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相对的控制并不要求国有企业代表的国有经济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只需要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加以控制。


    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要控制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进而实现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对生产力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在发挥其促进生产力发展功能时已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主导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是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合理安排与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关系的基础上,共同促进生产力发展。


    当然,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比,还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时期的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地位及功能都在相对下降。现代生产力高度发达,拥有的生产能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有效需求。


   在这样的环境下,扩大生产力容量便成为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如何扩大生产力容量?这不仅需要宏观经济学所讲的扩大有效需求,而且还需要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全球化潮流,在经济发展饥渴的条件下开始充分释放一个发展中大国增长的需求。


   而中国继续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孕含的稳定发展机制和能力,使中国在扩大生产力容量上有了巨大优势,其中,国有企业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的中心环节或核心内容。在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国有企业搞活,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当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则是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功能不应该是完全的,因为它承担着一些非市场功能,而这些功能可能不利于实现其利润最大化,但有利于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当然国有企业的这一特殊功能建立在它所拥有的稳定经济的基础功能上。

  国有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对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承担着重要责任。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这一功能通过单位完全福利来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这一功能在搞活国有企业的思路下被当作负担逐步从企业中剥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不再承担提高全体人民福利的责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这需要国家付出努力,也需要国有企业承担责任。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处于垄断地位并可以获得垄断利润的国有企业,在承担提高全体人民福利的责任上,可以有多种选择,其中包括把自己的利润投入社保基金,以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等方式。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不断展开,已有的任何一种经济体制形式都不会是终结,一定会有反映经济发展新特征的新的经济体制形式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新体制。不过,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运行情况来看,它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贡献不容置疑,但对该体制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效果的认识却并不十分清晰。


      对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及功能的认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体制的出发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的国有企业地位及功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必须要处理好一个核心关系,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国有企业具有中介性质的功能。换句话说,准确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地位,以及有效发挥国有企业的功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一个典型体制的关键。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体现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现代经济运行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贯穿始终。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国家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走向成熟之后,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开始摆脱国家的羁绊,提出让政府退出对经济的干预,建立一种自由市场与管得最少的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然而,在进入现代社会后,资本主义在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冲击下,又开始意识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接受了凯恩斯经济学,开始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的一个繁荣期。这种历史性的回归表明,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复杂,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一种常态,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础地位,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始终在两极徘徊。信奉自由主义的执政党极力主张消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干预主义的执政党则力争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正是这种缺乏相容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方式,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难以克服经济危机的发生。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繁荣引起一些经济学家自信地宣称,经济危机从此成为历史。[8]但这种自信很快就被进入21世纪后的两次危机所打破,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一对矛盾,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要解决的一对矛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提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升到核心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差别,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可能形成一种相容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



     而国有企业的属性决定了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的中介地位。


    国有企业的存在使政府与市场之间不再彼此对立而是有了相容的可能性。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并没有变。

   市场与政府关系上的对立主要表现在要不要政府干预的问题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我们采用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不仅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式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能决定的。


   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国有企业总资产达137.36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71.99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65.38万亿元。


    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不仅关系国民经济命脉,而且范围广泛,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庞大规模和广泛影响,决定着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市场要在处理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关系上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在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确认基础上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方向。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是不会动摇的。既然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一定绕不开国有企业在其中所要起的作用。政府对市场实施宏观干预,这是市场运行规律的一种反映。政府还是国有企业的占有主体,有着主导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天然权利。如果能够处理好这两重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可以不是对立的,政府能够很好地指导国有企业发展,稳定国民经济,从而放松对市场的严格管制。


   也就是说,借助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不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样对立,而是实现一种相容。


   当然,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建立在国有企业科学定位和合理发挥功能的基础上的。经历了近40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探索,放权让利是针对制约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活力所选择的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对国有企业市场主体要求做出的选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则应该是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作用的探索。目前,我们除了要进一步完善已经确认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还需要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典型化,并成为一种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列的新体制。

   其中关键在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联系,并整合为一个高效运行的经济模式。这是人类社会不曾有过的一种新模式,它的确立不仅基于中国改革实践取得的成功,而且还包含了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对体制所要求的核心因素,即经济体制越来越被要求解决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现代经济运行所受到的最大困扰便是内生的不确定性。资本主义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典型形式。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问题。现实的社会主义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了这种困局。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在解决了经济危机的同时,却把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机制——市场机制抛弃了。


      如此,我们似乎受困于建立计划经济可以克服经济危机但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经济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但会内生地引发经济危机的悖论中。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探索并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带来了解决这一悖论的希望。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内涵着可能解决经济运行不确定的机制。该机制体现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其中政府借助国有企业和一系列宏观调控手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注入了稳定机制。


    因此,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典型形态下,不仅可用来规定社会主义方向,还以自己的特殊性承担着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职责。

  四、结论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地位及功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规定了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承担着使中国经济重新崛起的希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国有企业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特性;

    另一方面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要接受市场调节。这实际上把国有企业置于一种特殊的双重地位,一个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导者

    另一个是接受市场调节的市场主体。这两个地位并不是严格统一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需要在体制机制设计上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但这始终是一个难题,我们可以在努力的平衡中来处理二者的关系,也可以创造一种新机制来降低二者矛盾带来的成本。


     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型,并需要将其典型化时,寻求一种可以将国有企业的地位及功能进一步整合的机制变得更为重要。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使国有企业的地位及功能整合的新机制。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应该处于一种中介地位,即政府与市场的中介。


   国有企业这个中介,一方面要接受市场调节,其运行要符合市场规律,执行市场规则


  另一方面要配合政府实现经济稳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稳定经济的功能。



   因此,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一定要以国有企业的地位及功能为出发点。保持一个相对强大而健康的国有企业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典型体制的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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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25 10:12 | 显示全部楼层


周新城:回顾经济体制改革四十年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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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四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围绕着坚持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是私有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真是惊心动魄。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完善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才取得巨大成就,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都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干扰所造成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世界都在批判新自由主义,谴责它带来的祸害。然而恰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却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四十年来的实践充分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再也不能听任新自由主义自由泛滥了。

  一、应该一分为二地对待四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四十年了。改革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就是明证。但是伴随着巨大成就,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分配不公,基尼系数急剧扩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普通老百姓对教育、医疗、住房问题意见很大,社会风气不好等等。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也是很难避免的(例如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调整所有制结构,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私有制在分配领域势必是按要素分配,这就必然出现分配不公,尤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会产生剥削和两极分化)。有的则是受到新自由主义干扰的结果。

  毛主席一再强调,“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1]“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2]对于四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也要一分为二,既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我们的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复杂的环境,我们的改革也受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干扰,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因而难免犯一些错误。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继续前进。

  我们必须对四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反思。反思,也就是回顾一下我们的工作,用实践检验一下,哪些事情是做得对的,必须坚持;哪些事情做得不对,必须纠正。反思就是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党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党的历史表明,我们正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前进的。毛泽东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说,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中,我们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犯过多少次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过大的损失。我们正是总结了多次错误的教训,经过延安整风才搞出一套正确路线来。[3]总结经验,既研究正面的经验,又重视反面的教训,逐步找到正确的道路,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表明,不断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进行反思,不断总结经验,我们的事业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一种思想:对改革只能讲好,不能说有缺点,肯定一切,回避问题。这种思想从认识上说是违反辩证法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找不到完美无缺的东西。有的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例如2006年的西山会议就是这样。这次会议提出,不准反思改革,不准说改革有缺点,“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这就荒唐了。不准反思,实际上就堵塞了前进的道路。其实,他们有一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方案,在某些领域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不准别人批评,他们挥舞着“改革”的大棒,对不同意他们改革方案的人,就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有人要对他们的改革方案造成的问题进行反思,他们感到恐慌,于是就制造不准对改革进行反思的舆论。这种说法,危害很大,它会阻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

  “一分为二”,并不是两个方面并起并坐,不分主次。任何事物的两个方面,总有一个是主要的,另一个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对四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应该这样看。我们对改革一分为二,必须指出,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否则我国的面貌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常说“成绩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这对于改进工作来说,是可以的,但要评价一段历史时期的功过,不说成绩是不行的。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往往喜欢用这种手法:只讲问题,不讲成绩,结果把整个历史否定了。

  我们对四十年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反思,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我们是两点论,既讲成绩,又讲问题,不能有片面性。不能只讲成绩,回避问题,也不能只讲问题,不讲成绩。同时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应该看到,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就改革的指导思想来说,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受到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严重干扰。这样分析比较符合实际。

  二、从理论上讲,对改革必须采取矛盾分析方法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有一个重要论断,他说,政治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科学。”[4]他批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改革,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5]我们反思四十年经济体制,也必须从分析矛盾出发,不讲矛盾,改革就没有理论根基。从根本上说,不采取矛盾分析方法,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就不是科学的。

  应该承认,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改革的哲学基础,回答了有关改革的一些根本问题。

  谈到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讲,无非是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要改革,即改革的必要性是什么?改革的性质是什么,这种性质是怎么确定的?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即改什么?想改成什么样子,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只有用矛盾分析方法才能从根本上说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改革?

  一般是用列举原有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病来回答。这无疑是正确。我们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是按照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来调整生产关系。正因为原有经济体制存在弊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才需要通过改革,来消除弊病,推动生产力发展。但这个回答是不够的,它无法回答:如果克服了原有体制的弊病,还要不要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只有逗号,而没有句号,改革只有进行式,而没有完成式。这该怎么理解呢?显然上述答案是无法解释的。

  我们强调要进行改革,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存在矛盾,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是一个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出未来的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的。除了短短的72天的巴黎公社外,他们并没有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面临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这样的问题。列宁根据辩证法一般原理,预见到“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6]然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理论家,在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不再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发展了,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显然这是违反辩证法的,这等于说,辩证法到社会主义就中断了。斯大林到晚年,在客观存在的矛盾面前,不得不改口说,不能从绝对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搞得不好仍然会产生矛盾。但他始终不承认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批评他是羞羞答答的辩证法,不彻底,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观点,使得苏联理论界长期不能正视社会存在的矛盾,更不能正确处理矛盾。不承认矛盾的存在,或者只是羞羞答答地谈论矛盾,那就不可能提出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改革是解决矛盾的手段,既然连矛盾都没有,当然就不需要改革这种手段了。不承认矛盾,正是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长期不能、也不敢提出改革的理论原因。

  我国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运用彻底的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提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7]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应该应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承认社会主义还有矛盾,不承认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就会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他还指出:“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好的东西。”[8]

  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逻辑上必然得出结论: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而且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又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不断出现矛盾、又不断通过改革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的。所以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永恒的话题。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个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全党的认识就统一了,这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没有人反对,我们党内不存在一个反对改革的派别的认识上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它是由什么决定的?

  大家都知道,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推fan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性质,并不是人们主观地规定的,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9]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它可以通过协商、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办法来解决,不需要通过推fan社会主义制度这样激烈的冲突才能解决。矛盾的非对抗性性质,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推fan社会主义制度。

  当然还需要看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主要的),还存在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属于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不好,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对抗性矛盾就不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解决的了。这种危险,必须重视,不能掉以轻心。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抗性矛盾终究不是基本的、主要的。总体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的这种性质决定了,解决矛盾,不需要根本改变、推fan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改革的对象,也就是改什么?

  说到改什么的问题,一定要把“改什么”和“不改什么”统一起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指出这一点,他说,改革存在很多分歧,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是不改的、不能改的,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为什么我们不能笼统地讲改革,而必须要把“改什么”与“不改什么”统一起来讲呢?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态决定的。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人民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事实已经表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
  “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10]

  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是处于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状态,其中适应的方面是基本的、主要的,不适应的方面是局部的、次要的。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是既适应又不适应,那么我们的政策也应该是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部分,必须坚持;对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部分,必须改革。矛盾的这种状态,决定了我们必须把“不改什么”与“改什么”统一起来。该坚持的,必须坚持,该改革的,必须改革。把改革的矛头指向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符合客观的矛盾状态的,是会把改革引上改旗易帜的邪路的。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与进步,稳定与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11]

  毛泽东这一段论述是以生物为例说明的,但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是完全适用的。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用这种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至少有两条应该明确:第一,如果不进行改革,矛盾得不到解决,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这种停滞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第二,改革必须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只讲改革,不讲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那样的改革就会走到改旗易帜的道路上去,走到社会主义的反面去。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不改什么”与“改什么”统一起来,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坚持改革。只讲社会主义,不讲改革,社会主义就变得死气沉沉,没有前途;只讲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其固有的本质特征,就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

  有人喜欢说,不改革,死路一条,还说这是邓小平说的。其实,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是这样说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12] 所以,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是死路一条。两句话一起说,才是全面的。不能像某些“著名经济学家”那样只讲前一句,不讲后一句。那是片面的。坚持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有的东西是不改的,不是什么都要改。

  那么,具体说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哪些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须坚持,哪些是同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必须改革?毛泽东在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缺乏实践,很难具体回答这个问题。过了几十年,邓小平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3]他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具体体制区分开来,这就从方法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这是他一贯的思想,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4]),需要改革的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

  党的十五大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出“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15]这就清楚地回答了“不改什么”和“改什么”的问题。

  第四,改革的目标,即改成什么样子?

  这在改革过程中一直争论不休。任何人谈论改革,脑子里总是先有一个目标,想把社会改成什么样子,然后按照心目中的目标,设计改革方案,判断不同方案哪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显然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改革目标:一个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即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另一个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照搬西方的“普世价值”,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行彻底私有化、彻底市场化,最终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

  出现这两种改革方案、两种改革目标,也不奇怪,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出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必然会有不同的改革目标,会设计出性质根本不同的改革方案。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客观上存在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fan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就国内来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剥削制度基本上消灭了,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际的影响和国内的因素,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敌我矛盾(尽管不是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总有一股势力想恢复旧制度。就国际环境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科技上、军事上、乃至意识形态上都处于优势。它们竭力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构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危险。这种危险是实际地存在的。起草目标是颠覆我国政权的《零八xian章》的作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我们提出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这股势力就接过改革的旗号,把推fan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容塞了进去。得到某些人大力支持的佐利克《2030年中国》就是一个典型。

  改革目标的分歧,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看不清楚这种分歧的实质的。毛泽东通过矛盾分析,觉察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就从根本上剥下了披在两种改革目标斗争身上的学术外衣,揭示了分歧的实质。

  三、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客观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和斗争,焦点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的指导思想、政治方向,是两种改革观的分歧
  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四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存在着尖锐的争论和斗争,焦点是什么?经常有人说,焦点是要不要改革,仿佛总有人在反对改革,而他们在捍卫改革。

  实际情况是,我国有的“著名经济学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思想设计了一套以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他们把它称之为“普世价值”)为目标的改革方案: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那一套所谓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实行私有化,推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上实行自由化,否定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说法各人有所不同,实质内容就是如此。为了强制推行这个改革方案,他们挥舞“改革”的旗帜,把“改革”当棍子使,谁不赞成他们的改革方案,那就是反对改革。他们渲染中国有一个“反改革派”,“反改革派”多次掀起反对改革的浪潮。有一位曾在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把每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都称之为反对改革的浪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心都是反对他们制定的资本主义化改革方案,按照他们的逻辑,势必要把这类斗争称之为反对改革了。

  其实,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国并不存在什么“反改革派”。1987年学潮刚刚过去,有人就讲什么中国有一股反对改革的势力,而且指名道姓地说,某人是改革派,某人是反改革派。那时邓小平就明确说,“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16]过了半年,他在会见基辛格时再次阐明了这一点:“有人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赞成改革,是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至于保守派问题,保守的人有,但作为一派,中国没有。中国确实有一些人对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步骤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也是赞成改革的。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17]这是同50年代中期起,大家都赞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分不开的。

  然而改革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这个分歧和斗争不是围绕着要不要改革展开的,斗争焦点是改革的指导思想、政治方向。邓小平总结19八9年政治feng波的教训时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8]可见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改革的指导思想、政治方向。

  江泽民在国庆四十周年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19]过了两年,他又重申这一点。他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20]

  时至今日,划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依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四、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病是什么?怎么进行改革?
  我们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讨论

  改革问题,具体说来,先要搞清楚,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病是什么。搞清楚弊病所在,才能对症下药,革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推动生产力发展。

  概括起来,原有经济体制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所有制结构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二是经济运行机制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一、调整所有制结构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上日程。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面对大工业的发展,尤其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的上马,个体经济性质的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商业,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我们党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项伟大的社会改造工程,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例如,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单一等等,总体上说完成得很好。在六億多人口的大国,平稳地实现了这样深刻的社会改造,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罕见的。回过头来看一看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我们不能不为它理论逻辑的严密、具体措施的清晰所折服。我们党用它领导三大改造的伟大实践,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十分深远,应该用浓墨重彩把这项工程写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以后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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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 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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